二二八的歷史完全顛倒,真相被掩蓋,現成了倭寇皇民復辟求獨的根基,把他們當年的打殺支那之舉完全美化。實在陳儀是最好的愛民清官,蔣介石、陳儀當時的處理也極對,其錯最多只是誤判寬仁而已。

二二八以前,陳儀要把軍隊調走,其親信湯恩伯來台勸阻,說:「台人新附,人心未定,一旦有變,何以應付?尤其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,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,恐其仇視祖國,可能結聚作亂,需駐軍防變。」陳儀說:「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,台人絕不會仇我,萬一有意外,我願做吳鳳。」

事發後蔣介石即在《反省錄》中寫道:「臺灣暴民乘國軍離台,政府武力空虛之機,發動全省暴動,此實不測之禍亂,是亦人事不臧,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。」

二二八的起因主要是倭寇仇視支那,即湯恩伯擔心的台籍日兵仇視祖國等情,加上美機轟炸、經濟蕭條、戰後糧食短缺、通貨膨脹及社會秩序破壞等,不過這只是次要因素。所謂的「官逼民反」或「寙政」,都是欲加之罪,完全是政治扭曲後的假記憶,並非歷史真相。首先來台的中央社駐台主任葉明勳就說,陳儀廉潔律己,他一下飛機就說:「我是來做事,不是來做官。」陳儀帶來的幹部如嚴家淦、任顯群、孫運璿等也是好官,但他忽視了台灣甫脫離日本統治,猶未調養生息的特殊社會環境,民主寬容,在政治上放得太鬆,給臺胞參政權,電台報紙、集會遊行皆放任自由,結果反生意外。

紀念二二八實在說不通,因為當天是外省人被大量毆殺,延續多天,到三月底事已平,還有幾千人擠在基隆碼頭,想逃回福建,如驚弓之鳥。

現在談二二八最不可思議的是,只有好人,沒有壞人。事件中前死的外省人無辜,後死的本省人也無辜,那壞人到哪裡去了?

事件後陳儀隻身離台,其政策及幹部未動,後來的陳誠蕭規曹隨,所謂的「寙政」,究何所指?

經歷此事的新聞界人士江慕雲,在「為臺灣說話」的文章說:「陳儀長官沒有希望臺灣弄不好的理由,他有理想,想在海島真正實現三民主義,作為三民主義的實驗園地。

他要在一個目標和一個組識之下,使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文化、獲得全般的配合,使海島成為一個真正的樂園。

他採取建立經濟防波堤的辦法,在經濟上以專賣貿易政策彌補省庫的財政,以獨力來擋拒中央對臺灣的索求,以政府經營的工廠發揮生產效能,用大量資金,從事復興建設,也企圖以政府的土地交給佃農集體耕種…。他反對臺灣駐兵,他絕不希望而且也不必要以軍隊來增加臺灣人民的麻煩和負擔,認為這不是征服的土地。他有理想,有計畫,有魄力,他應該欣受臺灣人民的擁護,而事實竟不盡然。」

國府的行政院長翁文灝曾以此詩懷陳儀:

試看執楫理財士,盡出生前識拔中。」

二二八事件的時序大致如下:

27日晚,查緝私煙,打死一流氓。

28早,暴民燒殺菸酒公賣局。下午,攻打長官公署,搶奪衛兵槍枝,暴亂開始,全面毆殺外省人。「二二八處理委員會」在中山堂
成立。

3.1日─8日,暴亂蔓延全省。「處委會」為暴民控制,各地政府、警局被佔領接管,電台廣播推翻政府。蔣日記載;「由臺北延至全台各縣市,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,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多,陳公俠不事先預防,又不實報,及事至燎原,乃始求援,可歎!惟無精兵可派,甚為顧慮。善後方策,尚未決定。現時惟有懷柔。此種台民初附,久受日寇奴化,遺忘祖國,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。」

3.6日,高雄暴民佔領市府、雄中、火車站,搶得軍火,要燒壽山,脅迫要塞司令彭孟緝繳槍投降,並欲槍殺彭。彭派兵下山平亂。士兵在市政府前被機槍掃射,死傷十五人。

當晚,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見蔣介石,聲稱臺灣局勢嚴重,要求派飛機接其眷屬離台。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:「美國人員浮躁輕薄,好為反動派利用,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,悲痛之極。」

3.7日,「處委會」提出四十二條,要求解除武裝,重立政府,陳儀怒拒。「「海陸東南治績豐,驚心旦夕棄前功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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